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曾选派了一批青年学生和技术人员赴苏联留学。但当时的出国留学政策是怎样的？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国家出国留学政策经历了哪些历史变迁，我国何时开始向西方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活动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对于这些问题查找起来就可能就不那么容易了。
正是注意到这些方面存在的不足和不便，有着20余年出国留学研究经历的苗丹国经过几年的资料搜集和写作，一部150余万字的《出国留学六十年当代中国的出国留学政策与引导在外留学人员回国政策的形成、变革与发展》，于2010年9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
在书中，作者把新中国出国留学的历史大致分为六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特点。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西方对中国实行了全面封锁，中国只能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和进修生，那时的出国留学政策是“严格选拔，宁少勿滥”。从1950~1965年的16年间派出的留学人员总数只有1.6万多人，平均每年仅约1000余人。而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9年的30多年间，在“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政策指导下，我国出国留学的总人数已经超过162万人，平均每年达到5.2万多人。据教育部的统计，仅2009年度我国出国留学的人数已接近23万人。
从1966~1978年，尽管前6年由于“文化*”，国家曾一度停止向外派遣留学人员，但从1972年起又恢复了自1964年开始执行的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的政策。尽管当时向西方派出的绝大多数留学生学习的是语言专业，却开启了新中国出国留学多元化的新阶段。据统计，从1972年~1978年间，国家共向49个国家派出1977名留学人员。
有出国留学就必有学成归国。新中国最早的“留学回国潮”出现在上世纪50年代初。1949年12月6日，经当时的政务院批准，国家成立了“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还先后在北京、长海、广州、武汉、沈阳等地设立“归国留学生招待所”，专门负责接待回国的留学生和学者，并对经济困难者予以接济和补助。在新中国的感召之下，2000多名在外留学或讲学的学生及学者先后返回祖国。华罗庚、钱三强、李四光、钱学森、黄昆、赵忠尧等是其中的优秀代表。要知道，当时在海外的留学生和学者的总数才有5600多人。
第二次回国潮出现在60年代初期，50年代派往苏联和东欧的新中国留学人员相继完成学业，大批回国。数据显示，当时中国向苏联和东欧等国家共派出8414名留学生，到1965年时，学成回国的已有7324人，占87.05%。加上出国进修生和实习生等，留学回国人员有1.5万多人。这批留学人员不仅回国率非常高，成才率也很高。30年后的一个统计数据显示，在这批留学人员中，产生了一名国家主席，一名国务院总理，多名国务院副总理或国务委员，200多位正副部长及省部级官员，100多位将军和军队高级将领。
在经历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自费出国潮之后，出国留学人员不能按期回国的现象日趋严重，国家也因此开始收紧自费和公派出国留学的政策，公派留学需签《出国留学协议书》，自费出国留学则增加了大学毕业后服务期的限制。几年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国家成立了“留学基金委员会”，旨在规范公派出国留学政策和公派出国留学生的选拔，同时取消了对自费留学的种种限制，并制定各种优惠措施吸引在外留学人才回国服务或为国服务。“”和“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等应运而生。
据官方统计，自1996年6月国家留学基金委成立以来，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选派规模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从1996年的不足 2000人增至2009年的12769人。这期间，国家共选派出国留学人员78524人，应回国45553人，实际回国44555人，按期回国率平均为97.81%。而2009年度自费留学生回国的人数也超过了10万人。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出国留学活动进入了繁荣发展期，在国家不断扩大派遣公派留学人员规模的同时，自费留学市场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同时国家有关部门完善了教育涉外监管政策，定期发布留学预警信息，并加大了国外学历学位证书认证工作，为出国留学人员提供多方位的服务。
作者在本书中还用专门的章节汇总了新中国60年来有关出国留学政策改革与发展若干问题研究的成果，描述了广大留学生的学习与生活，探讨留学政策中蕴含的需要梳理、解读、思考并展开讨论的诸多话题。
从目前可以检索到的文献来看，《出国留学六十年》是迄今一部比较详细地全面介绍和研究1949年到2009年期间，我国出国留学政策与吸引留学人员回国政策生成与延续过程的专著，并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该书的出版，为总结和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国留学工作的宝贵经验、进一步做好新世纪新阶段的出国留学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和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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